作者:郝铄综合报道 来源: 发布时间:2017-10-12 18:55:27
澳大利亚:保护“濒危的”科学记者

 
人类已知的最古老骸骨,第一次探测到引力波,成功登陆火星的探测器,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……这些奇妙的科学故事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,也证明了一个事实,公众十分渴望了解最新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。
 
但是,科学新闻是否符合公众利益呢?
 
日前,澳大利亚国立赚钱宝一天能赚多少钱的教授琼·利奇(Joan Leach)在全球解释型新闻网The Conversation上撰文指出:专业的科学记者在社会中的作用十分重要,这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:他们是可以影响政策制定的可靠科学研究的公共传播者;他们是有纰漏的新闻和“不可靠的”(甚至威胁生命的)科学研究的检验者;他们是科研机构的公共关系部门和大众媒体之间的把关人。
 
然而,在澳大利亚,这种专家型科学记者的数量在严重下降。
 
推动政策制定
 
在2012年和2013年期间,一系列的媒体机构与澳大利亚医学协会和澳大利亚科学院展开合作,共同推动了一场全国性的免疫运动。
 
他们不仅在澳大利亚的各大新闻媒体平台发布了扎实、出色的报道,《每日电讯》和新闻网站MamaMia同时也发起了一场运动,鼓励读者能够承诺为自己的孩子进行免疫接种。
 
2013年,《每日电讯》再度出击,推出了“没疫苗,没得玩(No jab, no play)”的概念,宣传推广儿童保育中心应该停止接收未接种疫苗的儿童入学。州政府和联邦政府随即引入法律法规,着手实现了这一建议。该项目目前仍在管控之中。
 
与这一报道相关的还有一个成功案例,那就是新南威尔士州公平交易办事处针对一个反疫苗激进组织——“澳大利亚疫苗网络(Australian Vaccination Network)”发起的一项活动。由于该网络的名称被认为具有误导性,于是经过公平交易办事处的努力,现在该组织将名称重新变更为“澳大利亚疫苗怀疑论者网络(Australian Vaccination-Skeptics Network)”。
 
“烂科学”的把关人
 
在很多学术期刊中,同行评议和编校流程都十分扎实。但是有时候,人们所谓的“不靠谱的”科学研究还是会被发表出来,而且可能会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。
 
利奇举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案例:1998年发表的一项(如今被证明是作假的)研究声称,儿童中所发现的类似自闭症的症状和胃肠道异常是与麻疹、腮腺炎和风疹(MMR)疫苗接种相关的。这是一项小型的(只有12名儿童)观察性研究,而且第一作者安德鲁·维克费尔德(Andrew Wakefield)在提交论文时并没有披露其中的关键信息。
 
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,维克费尔德表示了他对于MMR疫苗的担忧。媒体积极地、不加批判地对这些声明进行了在道德和科学上都不够扎实的报道,并且将其称为“可能在过去100年最具破坏性的医学骗局”。2008年,有报道称麻疹开始再次在英国流行,其中的原因也是由于MMR疫苗接种率的下降。
 
如果记者在最初的新闻发布会上能够具备足够的知识,批判性地对研究结果进行鉴定和评估,那么就有可能从一开始就揭露这一蹩脚的科学研究。后来,调查记者布莱恩·迪尔(Brian Deer)发现这篇论文是具有欺骗性的,他在纸质媒体上发表了这一报道,并且制作了纪录片以揭露这一骗局。
 
科学新闻与科学公关
 
科学新闻与科学公共关系(PR)有时候很难加以区分。公关专员的工作是让每一个故事都能够最大限度的吸引眼球。记者的职责则是找到一个故事并且报道其背后的证据,无论这是谁的故事。
 
如果将某个高校撰写的新闻通稿(而不是经过同行评议的科学文章)作为主要证据来源的话,就很容易越线成为传递知识的资讯,而非独立的新闻报道。
 
而且,有些看起来像是科学新闻的报道,往往得到了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大力赞助。这种所谓的“原创内容”正变得越来越流行。
 
随着媒体机构的记者相继流动到学术和研究机构的宣传岗位上,这一趋势也开始逐渐恶化。尽管这些被宣传岗位雇佣的老记者们的写作风格与新闻记者一样,但他们关注的是如何推销本研究机构的科学研究。这绕开了对证据所展开的扎实、独立的检验。
 
利奇指出,随着科学记者逐渐成为“濒危物种”,这种趋势可能会愈演愈烈。
 
濒危物种
 
科学类调查记者在澳大利亚的新闻工作室中属于“珍禽异兽”;其中最近发生的几起案例就是《悉尼晨锋报》的马库斯·斯特罗姆(Marcus Strom),以及近期刚离开工作了16年的《费尔法克斯》、加入墨尔本《时代报》的布赖迪·史密斯(Bridie Smith)。
 
澳大利亚广播公司(ABC)似乎是唯一一家拥有科学部门的主流媒体机构。在这里,专家安娜·萨勒(Anna Salleh)、杰克·斯特姆(Jake Sturmer),以及具有丰富经验的科学记者、通讯员,和罗宾·威廉姆斯(Robyn Williams)、娜塔莎·米切尔(Natasha Mitchell)、乔尔·沃纳(Joel Werner)、伯尼·霍布斯(Bernie Hobbs)、鲁本·米尔曼(Ruben Meerman)以及卡尔博士(Dr Karl)等广播员,一同为公众在多种平台上提供日常的科学内容。
 
专攻环境、健康和技术的记者仍旧在主要的媒体平台上占有一席之地,Cosmos杂志为澳大利亚的科学内容提供了另外一种平台。比安卡·诺格拉迪(Bianca Nogrady)、利·代顿(Leigh Dayton)和格雷厄姆·瑞德费恩(Graham Readfearn)等自由撰稿的科学记者则在多个媒介平台上推动着自己的项目。
 
专业的记者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形成对事物深刻且复杂的理解,并且在展开快速的网络搜索之前就掌握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例如,他们可能会意识到,某个所谓的“突破”只是一项经过重新包装的旧研究,或者某项研究其实规模非常小,又或是它在还不具备足够的重要性时就做出了前景展望。
 
专家型科学记者的消失意味着一种工作人员的消失,他们不再有时间和专业知识去进行深入的探索,或是去提出让人不快的问题。这所带来的后果是科学报道的广度、深度和质量都有所下降。
 
此外,记者还面临着工作量的增加,需要学会使用各种多媒体技能,以及需要肩负起源源不断的报道(受到24小时不间断新闻周期的驱使)等压力。因此,想要进行真正的调查就显得机会渺茫。
 
科学报道的新方式
 
随着科学记者的数量有所下降,科学界开始行动起来,各种赚钱宝和社交媒体网站相继涌现出来,以填补网络上的空白。有些机构已经做得非常成功。
 
澳大利亚科学媒介中心等机构,如今正致力于支持并推动循证科学新闻。该中心拥有1600名用户,并且会通知联络数百名记者参与定期简报。
 
其首席执行官苏珊娜·艾略特(Susannah Elliot)表示:“当澳大利亚科学媒介中心于2005年开始运行时,全国的主流新闻工作室大约有35名专家型科学记者。现在,你用一只手就能数出他们。专家型记者的缺失意味着,没有人会在编辑会上为好的科学研究去争取,或者是在日常的新闻报道中寻找科学的角度。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全力以赴,帮助普通记者报道科学,并确保他们没有遗漏重要的东西。”
 
未来愿景
 
科学新闻可能从未在媒介机构中享有一成不变的地位——有些报道声称,科学新闻在1987年到达顶峰。在一篇大众科学历史的重要综述中,作家马丁·鲍尔(Martin Bauer)指出,科学新闻很容易会走向“繁荣与萧条的周期”。
 
正是基于“没有它生活会变得更糟”的假设,所以人们需要科学新闻的繁荣发展以及不断改进。这对于学者而言较为简单,毕竟,人类的存在就是基于“知识就是力量”的理念。
 
但是,我们应该如何以此说服大众?利奇指出,单靠研究“科学新闻的衰落”,如记者数量变少、散漫芜杂的科学报道、品牌化内容和原始内容的兴起,不足以证明我们需要更多的科学记者。我们必须要清晰地阐明其中的利害关系,并且说服被媒体包围的消费者,他们的生活中应该为科学留有一席之地。
 
她表示,我们也必须要明确给出具有公信力的商业案例,为科学新闻提供支持。
 
诸如Nautilus和narrative.ly等相对较新的媒体平台以其自身经历证明,将科学与创造性的非虚构小说、慈善基金、订阅服务、付费墙,以及新闻和公共关系的混合模式相结合,可能是未来值得探索的商业模式。同时,新兴的解释型网站The Conversation在高校的支持下,也在大量发表由专家学者撰写的科学、技术、环境和能源报道。
 
然而,还尚未有让人信服的案例证明,公众会对健全的科学新闻给予大力支持。在利奇看来,这让人感到遗憾。他们认为,学术界、媒体界,以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私营领域,应该开始协力构建科学新闻的公共价值。
 
她在新西兰的同事丽贝卡·普利斯特利(Rebecca Priestly)为科学新闻的发展建立了相应的基金提供经费支持。她认为,澳大利亚也是时候该向这个方向努力了。■
 
《科学新闻》 (科学新闻2017年9月刊 政策)
发E-mail给:      
| 打印 | 评论 |